作为“市场居留地”，明清江南市镇与西欧中世纪末叶的新兴工商城市的市场职能十分相近，但在政法管理体制、城乡经济关系、人口构成及商业形态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西欧新兴城市最早作为从领主庄园逃离出来的工商业者的聚落，多出现在庄园领地之间的交通关津，城市人口纯粹为工商业者。共同的经济利益使他们在城市经济壮大后通过赎买等方式向城市所属的封建主争取“城市自治权”。由于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各领主的力量相对微弱，乡村庄园的封建关系难以渗透到城市中来。城市内部形成完整的“市民阶级”，市议会、市政府、法庭等分权机构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如此一来，阻碍商品经济和新生产关系的只有行会和割据局面。明清江南市镇在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和宗法网罗里，却如“生活在世界空隙中的伊壁鸠鲁的神”。在市镇生长过程中，乡居地主、士绅纷纷迁入，加上来自外地的商人及各色流民，成份复杂，难以组成严格的“市民阶级”。而且，不同层次的官僚衙门管理体制相继设立。在专制弹压性质和垂直条块状的行政体制内，市镇居民毫无权利可言，更没有什么民主组织萌芽的迹象。市镇出现向旧式城市演化的趋向，在商业中的表现，便是适应众多人口尤其是拥有权势财势的“非生产人口”的奢侈生活而导致的商业、服务业、娱乐业的畸型繁荣。

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应的运动。”［③］西欧中世纪新兴城市与明清江南市镇都是由于农村商品性生产进步、社会分工，并适应于商业贸易需要而从农村中分离出来的。但西欧城市成长引起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形态是城乡对立，即城市手工业与庄园农业的对立，彼此纯系商品交换关系。高度发展中的城市工商业一步步向农村渗透，消化农村，战胜农村，用新生产关系即管理、经营城市的方式使“农村城市化”。反观明清江南地区作为“城乡的分离”产物的市镇，其所引起的生产结构的变动可以说是“城乡融合”。市镇经济紧紧地依赖于乡村农副业的商品性生产，市场比较稳固，但城乡浑然一体。城乡的分离没有造成手工业、商业与农业的对立，社会分工难以深化，手工业无法独自运动以萌生新的生产关系，如此组合成的城乡经济区带有鲜明的自然经济胎痣。市镇手工业大多停留在工艺相对复杂的行业中，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稀少，市场流通的绝大多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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