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心城市市场的苏、杭，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江南地区物资集散中心和资本金融中心的作用。据松江顺治十六年的碑文，三十家苏松布商中多数“布店在松，发卖在苏”。［⑤］嘉兴濮院的“沈绸”也按濮院——盛泽——苏州（阊门）的路线逐级输送后才运往广东等地。苏州之所以有中心市场的向心凝聚力，除手工业工艺水平高、技术先进可以加工市镇输来的原料、半成品外，服务设施齐全、信息交流灵便、资本集中也是重要原因。外地商客多以此为本营，而以市镇为据点采购产品。位于京杭大运河南端、地理位置更为优越的杭州的作用也是如此，如张瀚所记：“杭州其都会也，……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千里而求罗绮缯布者，必走浙之东也。”［⑥］苏、杭正是基于强大的中心城市市场动能，通过网落状的市镇（兼及府、县治）市场，用“看不见的手”向基层经济生活辐射、渗透，对整个区域经济起着引导、调节、协调的作用。
（三）区域市场网络与江南经济区的形成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区是依农业自然条件（特别是自然资源）的区域性差异和农业技术差异而划分的，其区域市场也是因同一自然地理条件和同一生活习惯而形成的。区域内各经济单位分散、孤立、封闭，仅发生偶然的交换，商品经济程度很低，少许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贩运贸易，无法使整个区域具备内在的经济互动和共同点。而行政区划及其管理体制则使这种状况固定化，强化了区域内部及外部的闭塞性。明清时期，由于各级层次市场网络的系统效应，本来就具有共同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江南地区便逐步成为一个有机的区域经济整体，于是冲击了“条条”、“块块”的行政辖制，而以市场为枢纽显示出流通和生产组织系统的一致性。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以棉花、桑蚕及棉布、丝帛的生产与交换为基本内容和特色，其经济影响广及海外。
然而，这种经济区毕竟有别于严格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区”，这从市场等级结构的不甚健全与市镇功能的不甚正常上得以反映。虽然如前所述，存在市镇市场向区域中心市场聚拢的趋势，但同时不少市镇逾越中心城市而直接与各地市场发生联系，这有利有弊。它一方面促使少数市镇的经济功能不断加强，以至于取得江南区域内一方“中心地”的位置，如盛泽镇在清代与苏州、杭州、湖州并列为“四大绸都”；市镇跨越县、府、省行政区划的贸易也反映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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