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江南地阻人稠,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⑨]但不应夸大这种变化,因为粮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区域内的调节,还有输往外地的记载,如常熟,“每岁杭、越、徽、衢之票问籴于邑。”[⑩]因此,粮食与丝棉生产的地域性分工很不显著。
明清国内市场的开辟多赖南北贸易。运河运输本来就发达,清代又开拓了沿海船运。但北方是*、军事中心,经济落后,北运南货的船常常空舱而返。如此之市场扩大并不反映地区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江南经济区借助于市场机制与全国经济联系起来。从这种联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内市场远不具备近代“民族市场”的品性和规模。民族市场是以区域市场的形成、区域间内在逻辑联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前提。明清江南经济区内,初级市场上带有生产意义的交换(城乡、衣工之间)始终是小规模的,大商人资本难以插足。加上区域市场等级结构不规范,商人们只得远道而来,博杂而购。又由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尚未形成区域市场,更使得这种贸易带有偶发性、跳跃性的特点。所以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扩张,不能归诸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分工加大,而是由于绝大多数地方经济落后,以及*、军事需要与包括富贵阶层奢侈生活在内的庞大消费需求使然。这说明生产依旧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即“生产处处从属于作为前提的消费,供给从属于需求。”[①①]
(五)地区市场与海外市场的明暗联系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采取政府统制的方式,民间贸易因被严控只得以*的形式求生于专制主义的空隙中,因此对外贸易难以确切体现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尽管可以折射出经济面貌的些许微光。中国地大物博,各种消费均能取自域内,输进的多为珠宝、珍奇、药材等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与国计民生无甚干系;富有意义的是某些作物品种和生产技术的引进。中国输出的多属传统手工业产品,如丝绸、瓷器、漆器、茶叶等,从生产角度看,这种出口带有单方面产品辐射的特征而这些输出品对国外来说也系奢侈品,需求很不稳定,不易构成触发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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