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镇标志着原有地方小市场的扩张。它首先是四乡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作为市场起着支配、调节农村经济生活的杠杆作用。苏州常熟璜泾镇，“货物所辏，若土地所产与夫地方水陆之物，靡不悉具，凡近市三十余区之民有而求售者焉，无而求市焉者。”［①］湖州归安菱湖镇，“居民担负，咸荟萃于此”，又有“绵绸交易之所”，以征集四方居民织品。［②］明清江南文献有乡民上市镇市场交易的大量记载，乡民们不仅在市镇上调节有无、盈缺，而且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向更有利可图的商品性生产过渡。

市镇在集散农副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商业、市场体系。以来自埠外为主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当活跃，牙行、字号（布号）、钱庄、银号、当铺、票号以及后来的会馆、工商公所等商业、金融信用等组织和机构，把地方经济纳进整个江南市场以至全国市场，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江南最大的商品性产业——丝、棉的生产。由此使得市镇初级市场与商品经济互为鼓动，大致呈同步发展之势。

集散产品的商业需要，促生了市镇农副产品的加工业。一般市镇的手工业以专业家庭或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小作坊居多，主要从事工艺水平要求较高的棉布踹、染业与档次较高的丝织业。工艺难度更大的产品加工业则集中于苏杭以及一些著名的城市和市镇，如松江、嘉定、盛泽、乌青等，这也是某些产品由市镇市场输往更高一级市场的原因之一。市镇上手工作坊把劳动力与资本集结在一起，这就是可能促成生产关系的若干变动。

人口密集是市镇繁华的标志之一。明清江南有的市镇人口达数万人，超过了县城、府城，如南浔镇驾乎湖洲府城，乌青镇也压过县城。新兴市镇多产生于离府、县治较远而与邻省、府、县交界地带，说明边际交界的地区横向经贸关系的频繁，同时也表明行政统制的疏松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环境。另外，江南许多府城、县城（治所）城市功能也有变化，如松江府城、嘉定县城、昆山县城、上海县城、钱塘县城与较大的市镇一起扮演了地方初级市场的功能，当然其商品经济更为举步维艰，性质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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