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区市场与国内市场的沟通渠道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江南市场向全国市场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辐射使跨区域、长距离贩运贸易的种类已经突破“奇怪时来，珍异物聚”的奢侈品和“任土作贡”的土特产品之限，更多地普及为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全国经济生活的市场化。经济生活市场化又反过来加强了生产专业化和地域分工。但对此也不宜过分乐观。

总体观之，江南手工业所需的原料取自本地。松江府是棉花生产基地，由此相应地发展起全国最发达的棉布纺织业，又因为不少地区纺织水平较低而对棉布的大量需求，从而使其“衣被天下”。苏松一带棉纺业发展迅速，棉花供不应求，明代一度出现了北棉南运、南布北往的双向流通局面，“今北土之吉贝（木棉）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于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⑦］但仔细考稽发现，北棉主要供应江南一些土壤条件不宜植棉地区的农家和少数城镇织户。清代北方棉纺织业崛起后，史籍中就很少有棉布大量销往北方的记载了。苏松棉布只得改变销售方向，原料来源更牢牢立足于本地植棉业。江南产品的单向输出功能突出表现在丝织品的长途贩运贸易上。江南的丝织生产技术在全国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原料——生丝几乎全部取自太湖平原，主要是湖州，“东南之机，三吴、闽、越最夥，取给于湖茧。”［⑧］从明代起，丝织品的消费已不限于宫廷和贵族，乡绅士子和商贾也多衣丝衾绸了。由于大宗输出，市场扩大，地区差价呈缩小之势，长途贩运贸易的职能趋向正常。

明清时期输入江南的产品主要为粮食。北宋时俗曰：“苏湖熟，天下足。”到了明清变为：“湖广熟，天下足。”发展起桑、棉经济作物和纺织手工业的江南常患粮不足，需购自当时的粮食生产中心长江中游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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