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女权思潮的勃兴，不仅有少数男性女权主义者的倡导，以及个别先进女性的现身说法，而且还有一些报刊媒体尤其是妇女报刊的宣传鼓动。例如，陈撷芬主编的《女学报》（1902年），以兴女学、复女权为宗旨；[14] 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1904年），以“改铸女魂”为职志；[15] 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1907年），乃“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16] 唐群英主编的《留日女学会杂志》（1911年），则致力于“恢复女权，还我自由”。[17] 等等。这些报刊的宣传鼓动，对于当时女权思潮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女子与男子一样都是国民的一部分，以及女子理应具有参政权，是清末女权思潮的重要内容。“今日中国女学，渐普及矣！女权之说，渐腾越矣！抑知阴阳相配，男女各半，国民二字，非但男子负此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文明之国，男女有平等之权利，即有平均之责任。”[18] 随着女学的兴起与女权思潮的勃兴，人们逐渐认识到女子与男子一样，同具国民的资格，同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与此同时，一些先进女性已具有自觉其国民资格的意识，她们颇为自豪地声称：“社会进化权力伸，我女子亦国民。”[19] 正是因此国民意识中的性别自觉，而衍生出“女国民”的概念。[20] 甚至认为女子是国民之母，是强种强国的根本，所谓“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21] 男女既同是国民，则自然同具权利与义务。“夫天生男女，各有义务，即各有应享之权利。” [22]  作为国民的女子，理所当然享有参预国家*的权力。时人引述西人话语说：“女子也是国民一分子，国家的事也有责任的，也可干预的。”[23] 总之，基本的结论是：“男子有参政权，即女子亦有参政权。”[24] 这是对于女性是否国民及其有否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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