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大多数人在探讨近代国民意识时，或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性别这个问题，或是很自然地扬男抑女，贬低甚至否定女性的国民资格及其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

梁启超著名的《新民说》是清末倡导塑造近代新式国民的代表作，文中多次提到“四万万人”、“四百兆人”、 “国民全体”与“中国人”等笼统的概念，其国民意识中的性别观念是模糊不清的。他在论及参政权问题时说：“参政权问题，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25] 性别观念仍然模糊不清。如果不能确定女性是否具有国民或公民的资格，当然也就难以确认女性是否应具有参政权。

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样，清末不少论述国民意识的言论，都多少存在着有意或无意忽视性别问题的倾向。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女子地位卑劣低下的传统观念所致。时人描述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悲惨境况说：“忧愁惨淡，家庭被压制，娇躯弱质，身体被戕贼，得永远*之罚，以‘三从’、‘七出’而终；而且谗妇扇动之，*婢引诱之，三姑六婆相左右之，僧道妖蛊乃间入以摇惑之。塞聪堕明，弃圣绝智，或流为人奴，或转为人妖，种种恶孽，种种谬因，种种恶果，吾言所不能殚，吾笔所不能述。乃相因相仍相薰陶相掩饰，积成今日不知不识之女界。”[26] 这个因长期以来深受封建传统势力压制而积淀形成的“不知不识之女界”，自然容易被强大的男权话语所漠视。[27]

在清末，虽然有少数女权主义者鼓吹女权革命，力图为女性争取国民的资格及其相应的权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奴隶命运。有人说：“女人者，米国某新闻家称为副产，而吾国人视为玩物者也。虽近来女界革命之声，稍倡于世，而倡之者几人，人莫与为和，且从而败沮之。故从历史上、现势上观察女界，女子二万万，殆无不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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