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我们近代史研究的范围。虽然目下已有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之说渐萌异议，而我至今以为还没有一种更切当的说法可以取而代之。当然，定性是一种抽象，而抽象的过程又同时会舍弃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具体性。对于三十年代论争的这一面缺乏自觉认识，又容易流于历史研究的瘦涩。
确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意味着揭示这个社会的时代内容。因此，研究近代史的每个问题都应当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来认识理解。例如，一度成为热点的“洋务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它曾凸出于一百一十年历史中达三十年之久。而且上有渊源，下有余波，先后裹挟了不同层次和阶级的人们。仅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是说明不了其来龙去脉的。若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之中，而视之为一个发展阶段，则它的本色正显示于由封建而半封建的过程里。洋务运动，确切地说是从林则徐倡“师夷智”开始的。六十年代，冯桂芬作《校邠庐抗议》，书中《采西学》、《制洋器》两篇实际是后来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提纲。采西学，制洋器是历身两次民族战争失败的一代中国人对泰西逼来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虽然出自国人之口，实际上表达的却是时代向整个民族提出的命题，它们不属于一人一派。当时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的有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奕䜣、文祥等人，他们是满洲贵族中的识时务而有忧国之心者。第二个层次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中有志于经世的地方实力派。第三个层次是曾国藩、李鸿章手下的幕僚，如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他们见事更多，因而知事更明。后来往往走得更远。第四个层次是在野的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容闳也可以归于这一类。这类人物往往是那个时候的最激进者，在一个剧变的时代里，他们中不乏与时俱进的人。这四个层次包括了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只是程度不同，一个注重实务，一个热心理论。对于采西学，制洋器都是一致赞同的。除了这些人所稔熟的洋务人物之外，还有第五个层次，即内战中的中国农民阶级。洪仁玕的《资政新编》虽久被研究阐发，其实归纳其要旨，也不过采西学，制洋器而已。洪秀全批准《资政新编》，说明他心同此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洪也是洋务派。时代对于一个民族的要求，总是超出阶级对立之上的，湘淮军为了扑灭太平军以守卫王权，购来洋枪洋炮，这是一种采西学、制洋器；意味深长的是，太平军为了建造和保卫自己的天国也购买洋枪洋炮相抗，这同样是一种采西学和制洋器。内战的双方在对立中表现了一种极富历史意义的同一。这决不是用个人的品格、才智所能解释的。人属于社会，而社会变化于时代之中，历史上的很多人和事，只有放到这种联系之中，才能窥见其本来的颜色。龚自珍一八四一年就死了，可以说死于中世纪和近代之交。他的视线触及近代社会，但他的脚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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