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变化，以服饰而论，从旗袍到连衣裙；从芒鞋到革履，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至今还有人把中山装当做国服，其实，与长袍马褂相比，中山装更多地脱胎于洋装。服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从来不仅仅限于遮体，因之而有汉官威仪的自豪和披发左衽的伤情，然而自豪也罢，伤情也罢，旧物毕竟不是靠一部份人的留恋可以保存的。食品方面也是如此，《上海县续志》有一段记载民国初年农产的话：“洋葱，外国种，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并称用以“佐肉食，味颇佳。”作者显然是一个知味者。除了洋葱之外，可以枚举者甚多。住的更是如此，道光年间，有个叫沈慕琴的人在广州见到西洋建筑，赋长诗以纪之，颇绘形相，而结尾则以“他族逼处究非策，奸究须防芽蘗萌”为忧，（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页79）显然是不赞成的。而清末民初北京有人写竹枝词描写洋楼，已心平气和多了。这叫做见惯不怪。讲到社会生活不能不想到近代中国人口的变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中国人口突破三亿一千万。康乾之时，史称“盛世”，中国社会经济在稳定中发展。但此后人口增长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中国人口突破四亿一千万，人口空前增长意味着社会需求的空前增长，而一个农业社会是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提供与之相应的产品的。多余的人口总是不安定的人口，于是而有频繁的动乱和起义。人口增长当然也促进了阶级矛盾的激化，晚清的民变就促成了清朝的灭亡。但依靠阶级斗争是不能解决人口问题的，因此清朝灭亡后，军阀连年混战，有那么多人去当兵，充当炮灰。人民找不到谋生的出路是一个重要原因。早一点研究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要好一些，不会作事后诸葛亮。
三，从社会意识方面去研究。这个“意识”不是由思想家代表的社会精英的意识，思想家的意识被人们接受之后，就成了社会意识。例如老庄之说，儒家之教，本来都是思想家的产品，都是一个时代精英人物的意识。但它们一旦流入社会并为人们所接受，就会大众化，社会化。阿Q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然而阿Q精神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孔学和老庄滑稽化的结果。宗教的教义也有为人们所接受，由世俗化而成为社会意识的，如佛教的轮回意识，和尚尼姑之外的人也有不少接受。因此研究近代史还要注意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任何一个新的思想要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必须首先成为社会意识。要改造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改掉民族的落后的社会意识。科学观念和意识的改变是比较容易的，但改变社会意识就非常困难。近代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之所以屡起屡挫，除了有权势者自觉的顽固之处，还在于没有权势者不自觉的顽固。相比之下，后者更可怕。
近代社会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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