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语、暗号，以及与之相称的种种诡秘活动方式。尽管如此，它却先后存在并繁衍了二百多年之久，而且越到后来其数量和声势越引人注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是过去所没有过的。以前归因于“反清复明”这一口号的精神力量，其实，对于下层群众来说，更有力量的是物质原因。近代中国人口剧增，而有限的社会生产无法消化这么多的过剩人口，随之，必然是一批批人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无衣无食。在这种情况下，会党因传统的侠义观念而行经济上的互助，就会成为一种富有吸引力的东西。一个会党成员走到一个陌生地方，只要用自己的暗语暗号与这个地方的会党联系上，就有饭吃。在饥饿的驱使下，许多人从“安土重迁”而浪迹江湖，成为古来“四民”之外的另一种人。会党经济互助的办法是“打家劫舍”一切归“公”。后来的青、红帮也有经济互助的性质。秘密会党不代表社会生产力，是一种盲目的社会力量。当他们被吸入反满革命时，可以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而清朝灭亡后，则负面显出，破坏性很明显。会党的存在是社会的病态反映。要懂得近代社会，就得好好研究会党，不了解会党，就很难研究近代社会。过去我们对此了解得太简单了。中国秘密会党流行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盛行之时，这点正是东西方历史的差距。会党后来为资产阶级政党所替代。（强学会只是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但还不是政党。）民国以后，会党渐渐变成了*组织，终趋末路。除了这三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组织之外，还要研究家庭，社会组织的细胞是家庭。二千年传统中国以纲常立国。而三纲中的两纲、五常中的三常讲的都是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只要看一看中国人之重于修家谱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穷人与富人的热情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而近代社会的家庭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其变化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大。康有为写《大同书》，以至于提出“毁家”。认为一切不合理的东西是从“家”开始的。到了“五四”，类似的议论成了一种时调。我们过去都是从观念变化来理解这些话的，但在观念变化的同时或前后，总是有着现实的变化。研究这种现实变化，正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从社会生活方面去研究。过去一讲社会生活常常容易想到“朱门酒肉臭”和“路有冻死骨”。这些东西当然不能不承认，但除了这些东西以外，社会生活还有更广泛的内容。例如，赋税、漕粮、盐政、河工，曾久被称为有清一代“四大政”，它们直接关系和影响着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本是历史研究不可以不议的。但长期以来近代史几乎都不涉及这些方面。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寻常人们衣、食、住、行在一百一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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