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和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到外国经济侵略最早，自然经济瓦解更为早些。许多地区在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瓦解的进程。以壮族为例，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就由西江经梧州沿郁江、柳江而上，渗入到广西壮族地区。中法战争后，随着龙州、梧州、南宁和云南的蒙自等处先后辟为通商口岸后，帝国主义商品源源而入，广西壮族地区的“穷乡僻壤，未有不用洋货者。”(清·《张中丞奏议》卷三。)广西桂平、靖西等地，以前家织的土纱、土布普遍遭受排斥。尽管广西壮族地区自然经济解体过程比较缓慢，而且山区与平地，桂东与桂西变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但到了十九世纪末已出现了解体的总趋势。到二十世纪初，交通方便的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已经解体，家庭纺织业已是一蹶不振，奄奄一息了。在云南，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民族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例如白族，在大理等中心地区，生产发展基本上接近汉族地区水平；云龙、鹤庆、祥云的部分地区，还保存着领主经济；碧江、福贡和洱源的少数山区，尚保留有原始公社和奴隶制度残余。尽管如此，这些民族也摆脱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到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洋纱、洋布的冲击，白族地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也抵挡不住了。例如，大理、鹤庆地区有悠久历史的纺织业就受到严重破坏，城乡的纺纱车、织布机越来越多地停止了转动。鹤庆的制烟业比较发达，光绪年间（1875——1908）手工刨烟铺有十五、六家，自英国输入“三炮台”、“哈德门”纸烟以后，刨烟手工业逐渐减少，到民国初年，已一家不剩了。在贵州新城县布依族地区，光绪中叶以后，据记载：“在这个地区，廉价而又适用的孟卖棉纱完全排挤了用本地棉花的手纺纱。……据说此地共有织布机三千架，在过去曾有大量的汉口花、江西花进口。”(《1896—1897布莱克本商会访华报告书》。《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06页。)但是到了这时，织布所用的原料已变成进口英属印度生产的棉纱了。洋纱、洋布、洋油和烟草等商品的大量进口，贸易额的不平衡也就出现。除了为帝国主义提供原料的商品输出量增加外，对外贸易也连年入超。据《海关华洋贸易清册》记载，仅云南蒙自关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就入超一千二百五十九万海关两；思茅关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一年入超二百一十四万海关两；腾冲关一九○二至一九一一年入超八百九十六万海关两。可见，帝国主义通过掠夺性的贸易，吮吸了各族人民大量血汗。中国少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缺乏资金，也受市场的极大限制。

　　畲族、回族和其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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