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侵略者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目的是推销商品、掠夺原料，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市场。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在中国掀起争夺领土的瓜分狂潮。经济方面，在原来推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基础上，又增加资本输出。封建的中国自然经济被帝国主义经济冲击得七零八落，封建地主阶级也乘机加重对人民的榨取，因而土地加速集中，小农经济破产加剧，失业人员增加，人民日益贫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少数民族农民破产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据光绪福建《侯官县乡土志》记载，该县畲族农民自帝国主义入侵后破产变为佃农的日益增加，闽侯县飞坑乡的畲民约五十户，全部都是外乡汉族地主的佃户。(《侯官县乡土志》卷五，地形略。)建阳县的畲族农民所耕种的田地也大部分是向地主租入的，而封建地租的剥削又很残酷，畲族农民的贫困是不堪言状的。在湖南、贵州的苗族地区，不仅汉族地主兼并苗族农民的土地，本民族的大地主也出现了。如湘西乾州厅石板桥的龙则灵兄弟，凤凰厅两岔河的波耶米朵，贵州清靖县的彭耀先等，都是拥有二、三千亩田地的苗族大地主。在广西、云南两省的壮族地区，如广西贵县覃塘大地主宋定柯就占地方圆几十里，每年收租谷约百多万斤。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壮族劳动人民，仅占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土地。

　　土地是农民的经济命脉。土地的丧失杜绝了农民的生路。以反抗求生存就必然成为少数民族同汉族农民的共同愿望和一致的革命要求。所以，各族农民丧失土地变为赤贫，就成为他们共同斗争的阶级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入侵和自然经济遭受破坏，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少数民族地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少数民族封建经济的分解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党》。)但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自然经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各种*、经济特权进行的商品倾销下分解的，因而这个国内市场首先是被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霸占着，它给我国少数民族资本留下的空隙十分有限，这就给我国少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很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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