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说的大都是农业区民族的一些情况。游牧区民族虽然在辛亥革命前还保留不少原始部落诸特征的残余和奴隶制的残迹，但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在掠夺原料上无所不用其极。少数民族牧区的畜产品，特别是羊毛，已变成商品，具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当时，青海、甘肃藏族地区所产的羊毛，不仅是国内地毯、制毡的工业原料，而且是帝国主义热衷的掠夺物。而新疆地区，羊毛和各种畜产品早就是沙俄的重要掠夺对象。二十世纪初，伊犁、塔城等地官商合办皮毛公司、茶叶公司，以茶布交换畜产品的情况大量出现。这就使得牧区的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加速畜产品、牲畜和农作物的商品化进程，但还没有能够动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牧工虽然出现，但并没有最后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而转化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入侵后破坏了中国各民族的自然经济基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但反动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对于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又大大地阻碍了社会发展的速度。所以，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少数民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十分微弱。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本主义企业除了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矛盾的关系以外，因为创办资本主义企业的人大都是封建官僚、地主，因此少数民族的商业资本大都带有浓厚的封建买办性和依赖性。加上少数民族地区一些民族还保留封建制前期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以就整个少数民族地区来说，阶级结构跟汉族有相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阶级关系比汉族要复杂得多。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少数民族地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少数民族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动。从前只有封建社会的贵族、地主、农民（包括农奴）和手工业者，以及保留奴隶制社会形态地区的奴隶主和奴隶，后来又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党》。)这对双生子的诞生，对于近代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和革命斗争发生深刻的影响。
少数民族的产业工人是早于资本家出现的，几乎是和汉族工人同时发展壮大起来的。它的发生和发展也和汉族一样，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少数民族大多数聚在边疆地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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