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山银矿，也遭到日本人的侵夺。其他满人投资的矿业，如弓长岭铁矿，铁岭煤矿、三姓金矿，还没有进行稳定生产，就被封建生产关系的扼制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摧毁了。只有替外国商人推销商品和收购农产品的商店，以及与外人合营的企业，才得到发展。东北地区满人备尝艰辛创办矿业，但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间矿场仍屈指可数。在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奉天（今为辽宁）一带，大小矿场也不过只有十三处而已，而且，由于帝国主义压榨，发展非常困难。例如，满人葆真创办的飘儿屯煤矿公司“经营者业已属艰苦备尝，始与日人为矿界交涉，力争三十余次，方得分清界址。”(东北档案馆：《葆真委任尚志为妄请矿权案档》。)
满族地区是这样，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所以，尽管投资经营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官僚、地主或大商人跟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矛盾，但为了自身的发展，发家致富，一方面加紧同封建官府勾结，肆意勒索农民的血泪，另一方面投靠外国侵略者，为侵略者经营加工或转运货物，捞取利润。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的民族资本都形成封建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三位一体来经营工商业，表现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更深的依赖性。
比如，云南地区的白族。官僚资本创办的工商业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白族的工人阶级也是从这个时候逐渐发展起来。一八七四年以后，一些镇压云南大理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的清朝官吏，把掠夺来的财物投资于工商业，例如白族官吏杨玉科就在乔后和喇鸡经营盐井，在赵州（凤仪）成立官办石磺局。蔡标也在腾衡开办铁、锡、铅、金、硫磺等厂矿。此外，丁槐还在保山、腾冲开办“庆昌”织布作坊等。这些官僚资本工业带有浓厚的买办性，除了资本主义需要的少数工业如石磺外，铜、铁、铅、金的生产都规模狭小，得不到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逐步深入，白族地区一部分地主也开始从事工商业经营，但是他们投资经营的商业资本被帝国主义堵死了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加上唯利是图投机取巧，许多白族地主大商人都致身于贩卖鸦片，投资工业微不足道。例如下关虽为迤西棉花、洋纱、洋布集散的主要市场，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叶，连一个机器织布厂也没有建立起来。可见，云南白族地区虽然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是比较先进的，近代工业也产生较早，但商业资本的发展则充分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赋予它的特点。
又如，在新疆地区，帝国主义侵入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缫丝、纺织、制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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