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民族资本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跟汉族基本相同。但由于种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比汉族慢，企业的规模也比较小，而且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所以，近代中国少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进程十分坎坷。例如满族，由于掌握清朝统治权，封建官僚较多，资金也稍为充裕些。所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在北京和各地有势力的满族官僚地主就纷纷开始投资经营工矿企业。甲午战争以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试行新法采矿，满族官僚地主纷纷集股试办。吉林将军、珲春副都统也投资办矿。其他满人也有投资办铁矿、煤矿、金矿的，但都没有收到好效果，就被封建生产关系抑制和帝国主义所摧残了。在蒙古地区，由于内地汉族商业资本随着清政府封锁“蒙地”*的松驰和州、县的设置，陆续出边。这些商业资本或与封建势力结合成为高利贷资本，或联合蒙古王公贵族对工矿业投资。他们开辟了一些矿山，兴办了一些半机械化的或完全使用手工劳动的工厂或工场。蒙古族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得不到发展。有一些虽然靠着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勉强维持下来，但只限于小规模的采掘业和皮毛及农产品加工几个方面，发展极其缓慢，力量非常微弱。

　　与此同时，在南方如广西壮族，贵州、湖南等地的苗族，云南的白族，浙江、福建一带的畲族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壮族地区一些主要城市的官僚、地主、商人开办的采矿、碾米、制糖、火柴、榨油等类工业都有所发展。例如贵县天平山银矿，就有矿工达一千几百人，最多时有三、四千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垦牧公司和航运事业的资本主义企业也相继出现。但这些企业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依赖性相当明显，因而很难得到独立发展。苗族地区开办的近代工业，最早出现的是一八八八年在贵州开始筹建的青溪铁厂。这个厂以“招集股本，矿由商办，官为督办”的方法经营，其机器设备，“大多仿照西法。”(《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同年，云南矿务督办唐炯又在苗、汉族杂居区的巧家，建立起一座用新法采煤的铁厂。(《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四，《唐炯奏稿》。)一九○六年湘西古丈厅以招商集股的方式开办的煤矿、锑矿、铜矿、铁矿也有多处。(《古厅志》卷十一。)随着工矿业、商业的日趋活跃，新兴的市镇和苗族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也已出现。但由于帝国主义竭力保持封建剥削制度，并使它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农民贫困日益深重，商品市场缩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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