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纷争告一段落之后，歙县方氏十派为了直接掌管真应庙的祭祀和收租，于万历三十六年缔结了“十派合同”。然而，此后的柳山方氏一族因为现实的需要仍不断地扩大其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原为宗祠的真应庙转变为统宗祠，即形成了“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换言之，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可视为柳山方氏宗族组织进一步扩大的标志之一。

    本文试以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为焦点，考察万历三十六年所缔结的柳山方氏“十派合同”及经过明清鼎革后仍继续扩大的宗族组织的真相。在探究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对柳山方氏宗族组织有何意义的同时，拟对真应庙的转变过程做一通考，而不仅限于明清时代。因为真应庙在其初建的东汉时代，很可能不是方氏的祠堂，而只是纪念方储个人的专祠。通过考察纪念方储之专祠在何时、如何转变为方氏宗祠，而宗祠又如何上升为统宗祠，借以阐明北宋以后宗族制的特点。

            一、康熙九年“十二派合同”和“条议十则”

    对柳山方氏的宗族结合来说，修葺祭祀宗族同一祖先之祠堂，是最具象征性和最实在的事情。在每年固定的日子里，住在远近的同一宗族会聚祠堂，相互确认其为东汉时代伟大祖先方储的后裔，并通过宗族间的团结以期在乡村社会的激烈生存竞争中存活。在真应庙的祠产纠纷之后，方氏就曾倡议修葺真应庙，且试图以方储为始祖组织柳山方氏。但此事亦非一帆风顺，这从仅在万历年间就三次提出修造的倡议文中可见一斑。（注：朴元＠①：《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明清鼎革之秋，徽州亦动荡不安。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为对付清军南下，金声曾“纠集士民，保绩溪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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