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8《秩记》。）；寿昌新安会馆在县城东门（注：民国《寿昌县志》卷4《建置志·馆》。）；西安县也于乾隆年间创设（注：嘉庆《西安县志》卷43《祠祀》。），等等。朱熹在徽州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因此，徽商在外地创建的会馆中一般都奉祀朱文公，有些则是直接以朱文公祠作为会馆馆址。会馆的成立说明异地同籍人士已达到一定数量，这些人久在他乡异地，于是就有了联乡谊、祀神祗（朱子或关帝）的需要。不言而喻，这些活动一般都在会馆中举行。不过会馆、公所要有持续有效的感召力，使异地异业之人对其保持长久的向心力，单靠联乡谊和祀神祗等活动来维持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办善举即社会救济活动以求得客居地人们的认同和好感（注：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以便在当地更好地开展活动。徽商在衢、严二府所办的义施很多。如西安县的浮石、东迹二渡为杭州、金华、徽州、严州的陆路必经之地，其中东迹浮桥由休宁商人金梅于明万历年间独资兴造。（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桥梁》。）雍正七年（1729年），徽商黄源兴、汪文棠等在开化捐设义冢。（注：乾隆《开化县志》卷12《杂志》。）清人余文彬在衢州经商时恰逢饥荒，城中出现平民抢米风潮。官府正要关闭城门准备镇压之时，余文彬急忙找到当时的西安县令，献“连赈平祟可弥变”之计，并先出粟二百石，其它商人也纷纷解囊，最终平息了这场民变；他又“于航埠造渡济人，捐田为经久费”，受到衢州人的赞许。（注：嘉庆《绩溪县志》卷10，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326。）姚嘉全，黟县人，“贾于衢之常山。嘉庆甲戌、乙亥，选赈岁饥。道光中，衢饥，捐银三百助赈”。（注：同治《黟县三志》卷7《人物·尚义》。）咸丰年间，徽商与开化当地人共同捐资设慈济渡。（注：光绪《开化县志》卷3《建置二·水利》。）汪成裕，徽州歙县人，居寿昌北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造南溪桥，子孙继续修理如故。此等善事不胜枚举。徽商筑路、铺桥等义举确实方便了客居地人民的生活，同时也为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创造了条件。
在衢、严二地经营的外地商人除徽州商人外，主要还有江右商人、宁（波）绍（兴）商人和福建商人，但它们的势力远远不能与徽商相匹敌。不仅徽商在数量和资金上超过他们，而且，清季在各省商埠繁盛之地成立商务总会，州县设立分会，会址一般都设在徽州会馆，会长这一重要的社会性职务也往往都由徽州商人担任。如徽商之子叶华生，和其兄弟道生“共事老父经营商业”，就曾经为衢州的商会会长（注：民国《衢县志》卷24《人物志·流寓》。）；寿昌县商会和县商民协会筹备处设在南门新安会馆，会长为徽商程秉洋（注：民国《寿昌县志》卷4《建置志·会》，卷7《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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