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动荡之时，要组织广大乡民自发修筑防御工程，其所面临的困难是极其艰巨和繁杂 的。光绪《蕲水县志·艺文志》中载有孝廉汪鸿《大灵山建堡记》，他认为：“窃以建堡之难，难于行军。军中令出法随，堡则乡之父老子弟、亲故友朋，恩结之不能，威胁之不可。 严则敛怨，宽则驰事。以涣散之人情，未经训练，强为约束，一旦有急，能保不解体乎?” 因此若非平时素孚众望之士绅难成其事也。事实上，在清代湖北寨堡的修建过程中，绝大部 分都是由士绅倡导完成的。如光绪《黄梅县志·兵事·堡砦》载：“万金砦，邑绅虞敬等偕众姓绅耆公立；东山堡，东山镇绅耆公立；狮头砦，李、何等姓绅耆公立……。”麻城县七 家庙：“旧有防堡，明生员袁东纠众建立，已圮。同治四年岁贡袁魁、例贡龚树德同监生李行储等借赵姓地，禀准建修均和堡，垣千丈，容数十万人。”[2](建置志·碉堡)据统计， 在麻城县101座寨堡中89%都是由生员等人倡导修建而成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这充分表明士绅在乱世中肩负起了乡村的守望之责。
士绅的作用还体现在筹措修筑寨堡所需要的大量经费上。从湖北的情况来看，经费的来源 有三种：一是士绅官僚的捐资；二是民众合资；三是按亩派工。由于社会动乱中士绅遭受的打击更大，所以一般士绅都乐于捐资兴建寨堡，在明末蕲黄48寨中，几乎都是豪家右族出资 修筑，他们“或独力自营一砦，或公资合营一砦，如英山郑天人之天人山砦(以其名名砦)，罗田胡海若、雷正显等之李蟒崖云峰山砦是其例也。”在清代团寨碉卡的修筑中也多有 士绅捐资，在光绪《蕲州志·建置志》中记载崇居、大同两乡，绅士共121人捐田课1019石作为碉卡岁修之费。
另外在地方志中，许多寨堡仅写明为乡民修建，估计多为共同集资所为。而按亩派工这种 修建方式则并不需要出钱，只是将各种材料折算成工值然后计亩派工。现以襄阳为例，其方法是“先将土工估计若干，次将寨门、堡门所需砖料石灰等项估计若干，作为土工计算，( 如 土工一个值钱一百文，火砖二十五块亦值钱一百文)，再计濠墙挖占地亩应补价值若干，亦作为土工计算，再计团内地亩若干，每亩应派工若干”。既然是按亩派工，土地就成为派工 的标准，而土地有肥瘠之分，对此当时亦有详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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