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明到清，京师的居住模式有了一些变化。在明清两代，内聚的趋势或者以等级高 低自内向外分布的特点是始终存在的；但在明代，还存在商业指向，即居民朝向市场聚集的趋势，在主要的商业区附近，居民的密度较大，特别是富户的密度较大。到了清代，京师内 城居住分布的商业指向特点受到限制，等级空间的特点得到了强化。因此，越是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住宅或街巷的分布越是相对稀疏，越靠城墙边缘则越密集。正好像皇城中的人口密 度最小，而贫民的大杂院中的分布密度最大。因此这虽与城市人口向外扩展的趋势相符合，但因其取向是社会等级性的，所以仍属于传统城市化过程。

    但是居住空间上的满汉分离模式肯定刺激了外城的发展，使得外城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 杂化了。据韩光辉的统计，外城人口从清初的14万多增长到清末的31万多[11](p128)，这与外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有关。因为这里依然是外来人口、下层民众的集聚之地，工商业中心 的功能又得到凸显，同时士大夫被迫集聚于此地，城市文化中心（宣南）与商业中心达到统一，服务业和娱乐业也在附近区域发展起来。虽然，从外城居民社会地位、富庶程度的空间分 布来看，依然是内高外低，即上层的分布靠近内城，而贫困等级越向南越高，但外城的城市化程度也还是大大提高了。明代末年外城人口不到内城人口的30%，而到清代二者之差逐渐 缩小，到清末外城人口已达到内城人口的60%。尽管这里的面积、人口都比不上内城，在观念中这里也不是北京城市的中心，但从功能上看，从社会空间联系上看，它似乎比内城更像 一个城市。

    这样一种空间格局，用章英华对20世纪初状况的总结说，即“外城的主要商业地带占据着 生态意义上的中心位置……但是这样的生态中心位置并未能转换成地理中心位置”[11](p75 ) 。章文对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答案。实际上，明清北京的“生态中心位 置”应该与其地理中心位置重合，虽然等级制度的结果导致了二者的分离，但显然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特别是清代把内城变成一种功能比较单一的聚落，逼使外城向功能多样化发展， 这更是*化手段而非市场化手段的结果，因此无法维持长久。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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