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贫穷流动人口的生活空间相对不很固定，特别在明代，内城出入定居没有严格的限制， 所以如景泰七年（1456年）时“东安门外夹道中，日有颠连无告穷民，扶老携幼，跪拜呼唤乞钱。一城之内，四关之中，无处无之”[4]（卷271）。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京师流移之 民聚集日多。宜令顺天府县并五城兵马司月给大口米三斗，小口一斗五升，毋令失所”[5]（卷266），可见于内外城中均有分布。入清，内城为旗人社会，社会分化自清中期以后亦日益 严重，到晚清取消八旗之“铁杆庄稼”，旗人更无所倚仗，所谓“改革后，故家失业，贫况可骇，有缀报纸为衣者，有夫妇共一裤者……故侯拉车，犹为有力，可慨矣”[30](p42)。 外城南部尤为外来贫穷人口所居，与北部商贾、官绅聚集之处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初人回忆说：“昔年官立义冢，多在外城以内。施粥厂舍，亦均在南横街、三里河各处，以其为贫民 之所麇集也。”[31](p471)尽管如此，贫穷人口的流动性大，他们可能居住在某一个相对固定 的地区，但工作的性质迫使他们不断变化工作场所，比如流动的商贩，必须沿街叫卖；又如 人力车夫，也须根据乘车者的需要等等，当然也有娼妓这一类生活地点比较固定的群体。

    由于清代京师的汉族官绅百姓只是被迫居于外城，无论是从等级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 的角度出发，他们更愿意居于内城。但是由于商业和娱乐业更多地存在于外城，所以尽管他们视外城为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却是充满刺激的、有吸引力的地区。相反，适宜居住的内城 由于约束较严，反而是一种枯燥无聊的生活空间。实际上，由于特定等级制度和道德观念的约束，危险的和令人兴奋的地方，安全的和令人沮丧的地方总是一致的，居住场所和消闲场 所总是分离的。比如京师内城不准开设戏园，无论内外城，禁止旗人擅入戏园，因此戏园多开设在外城，唱戏的班子也往往住在附近，所谓“大栅栏西一带过，巷中比户有弦歌”[32] (p 62)。但是这种居住和休闲场所的分离是不正常的，因此内城不断出现违反*开设戏园的情况，乾隆时便查出旗人官员改装前往，但屡禁不止，嘉庆间又有人奏请禁止。因此外城娱 乐业——从较高档的戏园到天桥卖艺和茶馆里的曲艺，都吸引着内城人口去度过消闲时光。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