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明清北京主要社会群体的居住空间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但这并 不 表明社会群体之间没有差别，没有形成各自的社会网络，没有发生特定的空间联系。除此之外，不同群体和个人日常生活所关的场所(station)和位置(location)之间，也由于人们的 活动而形成有机的联系。实际上，生活就是由所在的时间和空间交织而成的。

    无论明、清，中央官署集中于承天门与正阳门之间的长安街沿线。为了上班的方便，官员 的居住地一般贴近此地，即使清朝时汉官多居外城，也在前三门沿线，甚至有皇帝信任的侍讲之臣。如清代的张英、高士奇、朱彝尊等人，都曾赐第于皇城之内，西华门或东华门外。 《京师坊巷志稿》引《程侍郎遗集》：“时余寓西华门外，入直退直，必过金鳌玉＠①。” 又 引高士奇《赐居西苑自城北移家》诗：“客中陋巷为家久，忽讶恩辉住苑西……门前金碧 瞻天阙，屋内鸾龙有御题。”[9](p38、34)这里虽体现了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之间距离的拉近， 但更重要的是心理空间、情感空间的变化。但因这里是“禁区”，可能影响到社交空间 ，所以朱彝尊罢禁职后，立即移居琉璃厂附近的海波寺街。

    明代“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东西长安街 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 …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结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还。三四日后，始暇拜其父母”[23](p 52)。首先，官员的社交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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