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官主要居住于外城，大量试馆也建于正阳、崇文、宣武门外，因此汉族士绅交游圈 以 此为中心。如陶澍记北孝顺胡同有长沙会馆，馆中有槐，“暇日与友坐其下”；汪琬则记： “京师丰台、西河沿皆与同人习游者。”他们往往比邻而居，所谓物以类聚，如康熙时大学 士陈廷敬“初寓宣武门东街，与湘北少宰比邻”。琉璃厂附近有前孙公园，查慎行《敬业堂集》记：“宫友鹿寓孙公园，与唐实君、赵蒙泉、杨＠②木同巷，仆及姜西溟、家声山相距 稍远。”那些地位较高的官员居处，更是士大夫趋之若骛的地方。如广渠门内夕照寺附近有万柳堂，为清初大学士冯溥的别业，康熙时开博学宏词，“待诏者尝雅集于此”；宣武门左 龚鼎孽的香严斋，“海内文人延至门下，岁暮各赠炭资”。而外城的诸多寺院景色，也是他们聚集游玩之处，如陈廷敬有《至日陪祀同王阮亭灵佑宫早起》诗，陈其年有《同人集灵佑 宫会饮》诗等。从时人的描写来看，南城、特别是所谓“宣南士乡”，是汉族士大夫寓居和互通声气款曲的地方，所谓“吾老欣同巷，归休原息关”。很多宅院都是不同时期的名人 雅士接续居住，或者相互引介租住。可以说，这里，以外城的北城为中心，是他们消磨闲暇时光——居住、聚会、观剧、购书的主要空间，是清代京师精英文化核心区。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有关材料，可以知道清代京师士大夫频繁搬家并非罕见的现象，而在清 代前期主要是往今南新华街两侧区域移动，其原因是外城对他们来说并不都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施愚山搬家时做诗说：“书声不敌市声喧，恨少蓬蒿且闭门。”更重要的是外城居住 着许多身处社会下层的人和外来人口，因此，外城的东南、西南地区相对来说属于高压力地区而非安全地区，是社会低贱地区而非高身份地区。即使是在外城的北城内部，他们也在不 断搬家，选择更好的邻里环境（张祥河《移居椿树胡同》诗：“聊从后巷迁前巷，为卜今年胜旧年。”又《和潘星斋》诗：“记与长公联廨住，两家童为送诗忙。”自注：“令兄功甫 舍人与余同居椿树胡同三年，盖一门二院也”）[9]（卷下）。

    明清京师士大夫的生活空间直接影响到这里的“读书空间”。明代“凡燕中书肆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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