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外还是具有一定的人口密度。在此基础上，成化十七年（1481年），蒋 琬建议修建外城，尤其是利用西北元代土城[5]（卷156）。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尚书聂豹等建议“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约计七十余里”[6]（卷396）。虽然后来因为经费的问题 只修筑了南面的外城，但还是说明了城墙外日益扩大的城市外缘，即关厢地区的发展[6]（卷 397）。到此，北京又增加了大约25平方公里以上的城市空间（注：据章英华前引文所引统计，北京内城总面积为14.25平方英里，外城总面积为10.5平方里 ，总计为24.75平方英里，第32-33页；据多田贞一：《北京地名志》（张紫晨译，陈秋帆校，第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其内城约35平方公里，外城约28平方公里，总计约63平 方公里；韩光辉：《北京人口历史地理》（第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估算为内城36.6 平方公里，外城25.4平方公里，共62平方公里，都比杨宽的估计大（见该书第528、534页。））。
从明到清，城墙的位置没有再进行移动，也就是说，城墙内的空间没有什么变化，但这并 不等于说城市的空间规模没有任何扩展。首先，南城或外城的修筑就是商业区扩展的结果。自从宋都汴梁打破了坊市制的空间功能安排以来，明中叶北京南城的拓展又突破了它“左祖 右社，前朝后市”的传统空间格局。其次，据《春明梦余录》载，明末时东城有朝阳坊，西城和北城都有关外坊[7]（卷5），而这在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所记嘉靖三十九年（1 560年）五城所属各坊中还是没有的[8](p6-19)，当时在东城内与各坊并列的还有“朝阳东直关外，五牌三十七铺”，在西城内有“阜城西直关外，共七铺”，在北城内有“安定、德胜 关外，共六铺”，大概后来东、西、北三处城外关厢人口增加，亦被明末人同视为坊。到清代，五城重新规划，内外共有10坊，各坊均包括城墙以外地区[9](p25-26)。第三，据学者 研究，从元到清，北京城市商业分布从北向南移动，出现沿内城九门的商业集聚现象；同时外来商品也由这些方向进京，致使除城门关榷之外，政府又在河西务、张家湾、居庸关、卢 沟桥、白河等地设置税务机构，特别是随着战略防御需要的变化，清代京师北面相对明代新增税关，形成所谓外圈关榷，因此在这两层关榷之间，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所以 ，这一时期的商业指向多少可以说明北京这样一个*中心城市的城市化进程[10]。
按韩光辉对明清北京城市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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