辏集之人，有资至千万者，以嘱托得免，贫丁小户，资止数金及 一二金者，概编当行”。按每平方公里的分布密度来看，五城中上、中等铺户的顺序，依次为中、北、西、南、东城。但若以坊为序，上、中等铺户在中城大时雍坊为最多，共734户 ，南城的正东坊、东城的明时坊为500户以上，300户以上的则有南薰、金城、崇北、正西、鸣玉、宣北、日中、黄华、南居贤、北居贤等10坊，这其中东城3坊，南城3坊，西城2坊， 中城1坊，北城1坊。[12]（卷13）这种分布与前述密度的分布有不同，因为南城、东城各坊的贫富差异较大，二城区富裕铺户集中居住在以崇文门为中心的各坊中，其他坊铺户相对较穷 。我们看到南城和东城富裕铺户较多，是与北京商业的东南指向直接相关的。元代运河可以直 接伸延到鼓楼以西，导致这里成为商品的集散地；而明代以后运河基本止于通州张家湾一带 ，崇文门税关因而成为利益最大的税关，城市东南角为工商业人口所集居也很自然。此外，我们对比东城的朝阳东直关外与西城的阜城西直关外、北城的安定德胜关外的人口数量及居 住空间，前者为37铺，后两者分别为7铺和6铺，繁荣程度数倍于后者，也是商业指向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中城的富裕铺户所在各坊的数量虽非各城中之最多，但中城的大时雍坊的 富裕铺户却居各城各坊之首，其主要原因是其地近当时的商业中心棋盘街，与南城正阳门商业区也只一墙之隔。这一地区地近禁苑，往往也是那些与官府关系密切的大商人的首选。同 时，京师自皇家、勋戚、宦官等纷纷经营商业，所以才有“宛、大二县铺户，无分势要之家，逐一审编，不许妄告优免”的命令。[13]（卷73）
显然，20年前牟复礼通过研究元末明初南京城，认为中国传统都市缺乏功能区分的说法是 有缺陷的。这一点实际上章生道和施坚雅也不同意[14]。以唐代长安城为例，除了正南方的宫殿区外，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有着严格的空间界线，当然这并非自发形成的，而 是人为规定的。恰恰是五代到宋的城市变革，打破了“坊市制”这种限制自由的功能区分方式，使除了宫室或衙署之外的商业网点和居民区混在一起，大大便利了居民购物，也有利于 商业利润的实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里完全没有相对合理的土地利用，形成一定的功能分区。譬如北宋的汴梁，商业区首先在近河近桥的地点形成。在明代的北京，棋盘街便是一个 商业中心区，向北延伸到灯市和西四两个次一级的中心。这种布局多少还带有古制“前朝后市”的人为安排痕迹，到明中叶商业区则完全以市场原则向外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