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的两中心说（即衙署和商业区）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从明清的北京来看，除了皇室所 居的紫禁城始终居于城市中心、中央官署连接在紫禁城以南之外，其他衙署，比如顺天府衙、宛平县和大兴县衙、五城兵马司等都分散于内城各处，商业中心区也并不是集中在某一处 。如果仅从商业分布的情况来看，在明代，可以说存在两个各有特点的大区。我们根据对纳税的上中六则铺户在各坊密度的统计，知道名列前茅的各坊几乎都在西部，即从内城北部的 日忠坊一直到外城的宣北坊和正西坊。这不仅说明财富比较集中地集聚在城西部，而且表明这些坊内存在较多较大的店铺。同时，可以看出明代的商业区是以元代的商业中心区（鼓楼 大街及以西）为基础，渐次向南发展的。相比之下，另一种可能性是，上中六则铺户较少的各坊，下三则铺户数量就越多，或者说人口数量就越多，这与前述东城存在铺密度较大的坊 是一致的。

    进入清代，东部商业应该说有了显著发展，这可以被看作是北京商业分布日益脱离元代的 基础，而与商业的东南指向有关。有民谚说明清时期的北京是“贵在东城，富在西城”[19] (p36)，也有民谚说的正相反，是“东富西贵”[20](p5)，这可能恰巧说明了从明到清财富 聚集区或商业区的变化。有学者分析民国初年的情况：“至于内城，集中指数最高者是东半的中央，即内左二区。整体看来，商业的繁盛，是东城优于西城，南半优于北半。从东城， 我们又可见到多少的集中趋势，即由中央往南北两侧递减，而靠南地区又强于靠北地区”[2 1](p45)。这可能是自西向东变化的结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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