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汉人居外城，人口分布密度与内城比相差不多，与明代比较，外城人口增加幅度要 大于内城，到清末时，外城的人口密度已超过内城。根据民国时的统计，内城人口密度又再次超过外城，这可能与消亡后满汉分住的限制取消、人口内迁有关。[11](p327-333)

            二

    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的比例及其空间分布总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化 问 题。据《宛署杂记》，由于征派官府所需货物和征收商税的目的，北京将有关人户编为行户，“原编一百三十二行，除本多利重如典当等项一百行，仍行照旧纳银……将网边行、针 蓖杂粮行、碾子行、炒锅行、蒸作行、土碱行、豆粉行、杂菜行、豆腐行、抄报行、卖笔行、荆筐行、柴草行、烧煤行、等秤行、泥罐行、裁缝行、刊字行、图书行、打碑行、鼓吹行 、抿刷行、骨簪箩圈行、毛绳行、淘洗行、箍桶行、泥塑行、媒人行、竹筛行、土工行，共三十二行，仰祈皇上特赐宽恤……”。仅从这本小利微、万历时免税的铺行来看，北京的工 商服务行业分工还是很细的。

    这时交纳铺行银两的人户，属大兴者为26 223户，属宛平者为13 579户，共计为39 802户 。其中上六则5 425户纳税，下三则34 377户免税。这约4万行户，大约20-30万人口，约占 北京都市人口的25%左右（按万历六年在册内外城人口总数84万计）。还有许多“卖饼卖菜、肩挑背负、贩易杂货等项”，不属固定行户，也不许九门税关抽分的，数量亦当不少。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明代北京商业比较集中于东半部，大兴的纳税行户要比宛平多一 倍左右，“看得大兴县市廛稠密，宛平县铺面稀少，岁征行银，迥然多寡不类”。但是在这中间，“京师铺户，多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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