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在地处远郊的青浦县农村，亦有“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注：民国《法华乡志》卷二，“风俗”；宣统《彭浦里志》卷一，“风俗”；葛冲：《青浦乡土志》，“风俗”。）。众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既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也有明显改观，在毗邻港区和工厂区的农村，“村民衣着和一般外表有了显著改善，这些村民在走向进步的历程中，已从贫困和不足的状态逐渐改变为中等程度的舒适和富裕状态，特别是妇女和少女更是如此。随便哪个下午，都可以看到从闸北或杨树浦路各厂家走出愉快和看来满足的人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情况能得到改善，同大型地方工业的建立有关”（注：《海关报告》(1892-1901)》，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剔除其中夸饰的成分，这段描述还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据统计，1894年上海机器缫丝业工人9600名，1910年为32685名；从1895年到1913年间，上海缫丝工人约占全国缫丝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注：徐新吾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7、578页。）。
对租界与近代上海农村关系的初步考察显示，两者间较紧密的互动关系，架构于19世纪70年代后以租界为主体的由近代工商业、交通业等为主干的上海城市经济较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在这之前，两者间的联系还是相当松散的。而以租界为主体的城市经济的较大发展，势必对上海农村的经济结构乃至生产关系带来冲击和变化。1843年开埠前，上海城市人口约27万，至1910年已达128万余人（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8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华洋杂处、五方会聚的居民状况，给上海农村经济作物的扩种，提供了有力的推动。清末民初，在市郊农村相继出现一批蔬菜专业产地。嘉定县真如乡，“自上海辟为租借地后，中外互市，人口日繁，需要巨量之蔬菜。农民以应供求起见，有舍棉、稻而改艺者，工力虽倍，应时更替，年约六、七熟，获利倍蓰。本乡之东南部大多如是，而西北部农民以交通上之关系，不能享此权利，然有改植洋葱头者，每亩收获多至二十余担，价格视产量及需要之多寡为转移，为西餐之主要食物，销售洋庄，获利亦溥。”宝山县江湾里，“自商埠日辟，向以农业为生者，辄种植蔬菜，杂莳花卉，至沪销售，获利颇不薄”（注：民国《真如志》卷三，“农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