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一月四日，十日，二十日。）。他更多的是向钱庄借款，他以一万元为底金，并“以大金镯及二小绞丝镯为押”向镇上的仁丰庄累计透支了三万元（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十七日。）。最后我们来看“英洋”交易。柳兆薰避居上海后，完全摆脱了田租收受的具体事宜，虽然我们可以从他每天对阴晴雨雪风霜不厌其烦的记载中看出他对农事的关心，但是此时他主要的兴趣已从土地转移到了英洋交易上。柳兆薰入市的确切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二月初七的日记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记录：“下午，同梦书、春山至兴仁里振隆庄上，……总牵日上市面，本洋大涨”（注：《柳兆薰日记》同治二年二月七日。）。此前是否因为适逢年节加之大儿婚期，无暇对此作太多记录，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但日记从二月二十六日起，几乎一天不落地记下了英洋的市价，此后他或者亲自或者派大儿应墀至振隆庄了解行情，有时甚至一日二至，表现了他对英洋交易的极大关注。
比较三处地主的经济活动内容，大胜柳氏只关注田租一事，土地上的收入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同里金氏既对土地收入给予了同等的重视，又对经营店铺付予了极大的热情；此外，资金的运用在他身上显得较为多样，即资金由从前的消费和生息两种用途扩大到了借贷投资，而镇上钱庄的设立为这样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上海柳氏似乎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对田事的关注，而不由自主地加入到了更高层次的经济活动——货币买卖中。乡居——镇居——城居这一过程中经济活动内容的转变，既反映了地主与土地联系的逐渐分离；更反映了其经济活动个体性的逐渐丧失，即他由乡居时埋头于田地，到镇居时关注市场行情，再到城居时居然被卷入整个经济形势之中。
“棋画花鸟吃局”中的吃局与“婚吊宴”中的请客吃饭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后者是特定时间场面上的人情交往，前者则是日常生活中个人性情间的自愿交流，因此它与由棋画花鸟这些个人兴趣爱好引起的交往属于同一类。这种交往，在大胜柳氏日记中没有出现，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作者漏记，而是根本没有发生；在同里和上海的日记作者身上发生的次数约略相当，这类交往在各自交往中所占的比重也大体相当。乡居与镇居和城居时这种交往的差异表明，乡居的人们具有更多的义务性，而镇居和城居时人们身上家庭的限定性较少而个性能较多地显现出来。
“家事”、“形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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