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通过对三处地主交往对象的分析，我们认为，乡居地主的交往对象相对集中于亲戚，其交往的频度也呈现出轻微偏态分布，与亲戚的交往频度约高出非亲戚的三分之一。镇居和城居地主的交往对象没有发现集中于某一特定的关系，但是镇居地主在交往频度上却表现为较为显著的集中趋势，他与亲戚的交往频度约高出非亲戚的一又三分之一。或者说，与乡居地主相比较，镇居地主的交往对象在亲戚关系上集中分布状态的丧失，又通过交往频度在亲戚关系上的高度集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而城居地主，其交往对象既没相对集中于某一特定的关系，其交往频度也没在某一特定的对象上表现显著的集中。因此，可以说，城居地主交往对象的扩大是由表及里的，而镇居地主交往对象的扩大还停留在一种表象上。这一情形也可以用另一指标数值来说明：交往次数中与亲戚交往的比重，按乡、镇、城依次为60%、34%、25%，这组数据多少反映了地主从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转变中，交往对象方面亲戚优势的逐渐减弱，或人际范围的逐渐扩大。

    柳兆薰在大胜港村和上海的两个极端数据恰好证明了上述转变的特征。居大胜港村的柳兆薰从咸丰十年十二月“三十日，……沈吟泉表侄来自东玲”（注：《柳兆薰日记》咸丰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起，此后日记中诸如“与吟泉谈”、“所见相同”、“识见甚合”的记录，共出现了16次，也就是说，柳兆薰与吟泉表侄的交往多达16次，这是柳兆薰交往次数指标的一个极大值。那么，这一极大值的客观性是否受到吟泉留居大胜港柳家这一特殊情况的影响呢？从咸丰十年十二月三十日沈吟泉自东玲来柳家度岁，到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二日，……饭后与吟泉谈”（注：《柳兆薰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二日。）止，此后的日记未再出现与吟泉交往的记录。日记没有记录沈吟泉离开柳家的确切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推知，这一时间至早不过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三，即吟泉表侄在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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