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二九日。）。二十一日“至西房南玲圩曾大父师孟公、大父逊村公墓上祭扫，……吾家幸蒙先沾福庇，人口房屋无恙，犹得举行此典，大非易事”（注：《柳兆薰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至北舍、长浜等先世墓地祭扫，事毕“饮散福酒，共八席，五十人”（注：《柳兆薰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共有七次为集体性祭拜。其中，家族内部有四次，全村范围有三次，可见乡村的“祭拜”活动是提供人际交往的重要机会。金仲禹共记下6次“祭拜”祖先和神灵的活动，两次在春节，三次在清明前后，还有一次为观音大士的诞辰，其中只有两次与他人发生交往，一次为元旦“到宗祠谒拜祖先”（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一次为观音大士诞辰“赴北观复善坛，今日观音大士诞，……到者甚众”（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正月初二对拜祭祖宗神像和清明前后的几次墓祭都是自家单独进行的，未与他人发生交往。上海柳兆薰共记有9次“祭拜”活动，其中只有同治二年正月初五，“五鼓时起来，循例接五路尊神。自宵达旦，街上爆竹之声不绝于耳”（注：《柳兆薰日记》同治二年正月五日。）。这一次为集体性的祭拜活动。其余春节期间对神先神像的祭拜，和清明的祭祖都是在家中单独进行的。例如是年元旦“先人神像，寓中湫溢，不能悬挂，与大儿展谒拂拭，仍谨收藏”（注：《柳兆薰日记》同治二年正月一日。）。再如“是日清明节，家中祭扫诸事”（注：《柳兆薰日记》同治二年二月十八日。）。对祖先和神灵的祭拜是联系族谊和乡谊的重要手段。比较三地祭拜活动对人际交往所提供的机会，我们不难看出，祭拜活动在乡村所引起的人际交往，无论在族人之间还是乡人之间都是比较广泛的；而它在镇区所引发的人际交往在族内和镇内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它在城区几乎不引起什么人际交往，唯一一次接五路尊神的活动，大多数人家也只是观望而已，完全不似乡间全村的参与，家族内部似乎已经没有了共同的祭拜活动。这一交往手段的弱化，反映了由乡居到城居的过程中，人员众多、热闹非凡的场面*往渐渐变得不合时宜，也就是说，范围限定的仪式*往形式将渐遭淘汰。
“经济”类的交往，柳氏在大胜和上海时的经济活动均较为单一，在大胜是关于田租收受，在上海是围绕英洋交易。金氏在同里镇的经济活动则显得较为繁忙，有关于田租收受方面的，有关于资金借贷方面的，更多是围绕开店一事。我们先来看大胜和同里都涉及到的田租一事，两处的田租事宜大都集中在年终期间，这是因为，当地有这样一种习俗，佃户每年应交的田租额如果拖过了当年还未交清，就一笔钩销，因此，年终是地主催收租款最集中的时间。从记录下来的这类事宜的次数来看，两处不相上下，拥有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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