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尽管修葺城墙耗费颇巨，但历代官绅却甘为己任，积极筹划。如江西赣县，在明万历三十五年，因“各城楼铺颓圮”兴城工之役，“糜帑金九百七十万两有奇”。明万历四十二年，因水灾“各门具有倒塌，都御史孟一脉以帑金四百七十两委典史陈一训董筑，四十四年丙辰，复遭水圮，又发帑金一千九百五十三两檄知县杨莹、知县杨汝升重修”。至明天启年间，知县、知府等多人，“支税银一千七百八十两”，修补被雨毁坏之城墙。（中华民国《赣县志》卷十）又如，广东韶州府城原为汉代所筑，至明初已是楼坏城圮，虽不断修葺，仍有残垣待工，所费不足。明弘治十四年，知府曾涣清为筹措资金，“创盖房屋三百四十六间、园地八十三丈五尺，每年凭纳租银以备修城之用。”（同治《广东通志》卷一百二十五）

    筑城之费，除官帑税银等官项之外，还不时得之于官民之赀。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ｃｈōｎｇ＠③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暄共捐赀重修”成都城。（嘉庆《四川通志》卷二十四）对于这种捐输出赀，普通之乡绅百姓亦多有乐为之者，且不计城工土木劳民伤力之累。清人李光庭记载了他的家乡直隶宝坻城重修的过程，其情形足以说明这一点。他说：“明初吾邑为土城，弘治庚申，庄邑侯＠④请于巡抚洪公，乃易以砖，一时绅民乐输，甫期而竣。”（李广庭：《乡言解颐》卷二）可见，历经积淀而形成的文化意识，使人们对城墙有着强烈的需求与依赖。

            二、城墙的价值体现

    城墙是历史的产物，它真实地记载了历史文化的变迁。据考察，早期中国的城墙，大都是夯土版制，有些还只是土墙，只有少数重要的城市才在墙基或墙外贴筑砖石，普遍使用砖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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