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则出现在明清时期。如福建省漳州府的“长泰县城，旧唯土墙围二百五十三丈，高一丈。宋绍定年间寇至，如入无人之境。端平中，县令郑师申增筑土城为四门……至明初始砌以石，建楼凿濠。”（光绪《漳州府志》卷五）又如四川省龙安府彰明县，“明成化初，县丞邱禺始筑土城”，至清朝“嘉庆四年……改筑石城。”（嘉庆《四川通志》卷二十四）扬州府兴化县城建于宋嘉定年间，“为土城……明洪武五年，千户郭德、蔡德、刘人杰以砖更建之。”（康熙《扬州府志》卷八）再有18世纪来华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一行人所见到的通州城，“城墙是砖砌的，建筑得很坚固。”（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02页，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由此可以断定，在明清时期，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砖的大量生产，大多倾圮的土城墙，在封建政府组织的城墙再修工程中得到了修复，并由土墙变成了砖墙，从而也导致了明清时期城工之役的频兴，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仅次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修城墙的热潮。
一般来说，人们在进行物质创造与生产的过程中是伴有文化输出的，生产物可以展现出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是非标准。明清时期再次出现大修城墙的现象，恰恰说明了城墙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及其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与发掘的文化内涵之丰富。
应当说，明清时期城墙再修工程的首要目的仍出于军事防御的要求。当时的城墙建筑，依然体现了高大与坚固的原则。如“京城周四十里，高三丈五尺五寸”，“基厚六丈二尺，顶收五丈”，又建外城包其南面，南东西三面“各高二丈……基厚二丈，顶收一丈四尺。”（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府城与县城虽不及京城的城墙高大，但其高度亦多在一丈至三丈之间。如浙江嘉兴府的海盐县城，“城周九里三十五步，高二丈五尺。”（光绪《海盐县志》）江南“松江府城，广袤九里一百七十三步，高丈有八尺”，（嘉庆《松江府志》卷十三）为当时较低的城墙。但再低的城墙也要高过城内所有的房子。
高大的城墙建筑，不仅出于居住者的安全意识，而且它的雄伟气势已成为吉祥的象征。故而城墙的高度向为时人所关注。清人李光庭记载说：“幼时闻诸故老，乾隆三十三年，许邑侯重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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