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振兴农业的呼吁及有关尝试几乎是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步而行的。这其中，既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亲为，也有包括工业资本家、知识分子以及外国在华传教士等“中间势力”的努力，甚至个别外国在华工业资本也有一定深度的参与。怎样实现工农两大产业在互动基础上的融合和发展，实际上已成为近代以来继“工商立国”等社会变革方略屡遭挫折后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国内工业资本家作为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由于身处近代经济舞台的最前沿而对农村经济的滞后感同身受。引领工业化发展潮头的身份特征，使他们有着更为切近生产需要的革新和发展理念。研究其在近代农业发展中的所思所想，使我们更易于理解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所面临的条件和约束。 

　　　　一 

　　近代工业资本家已从农业危机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式经济衰退认识到了工业化发展滞缓的症结所在而重新将农业定义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是近代工业资本家农业观在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转变。 

　　作为对传统中国重农轻商之封建农本论的一种反动，近代中国舆论界一直存在着重工商、轻农业的风尚。表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即是历届政府对主导产业（如棉铁等业）的热衷和基础产业（如农业）的偏废，客观上造成了宏观产业政策的结构性缺陷和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随着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农业发展状况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关系逐渐显露出来，民族工业资本所面临的资本不足、市场狭窄、工业原料型经济作物质量欠佳等问题使其举步维艰。因此，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又逐渐成为非农产业界的共识。 

　　银行家张嘉àｏ＠①认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严重的病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村经济之破坏”及其所导致的“生产资金枯竭”[1]。纺织业企业家穆藕初年轻时曾在海关任职，自称“极愿赴英研究经济及关于税则之专门学问”，但经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他认为，“在诸般实业中占中心势力者，莫如农。我国以农立国，必须首先改良农作，跻国家于富庶地位，然后可以图强。国力充实，而后可以图存，可以御侮，可以雪耻。故昔日研究经济收回税权之志愿，一变而定研究农业之趋向，深愿投身于农业”[2](p.14)。他一方面肯定“工业能增高农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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