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企业家将政府的制度变革看作解决农业发展症结的主导力量，既反映了其对民国乡村问题的洞见，也反映了工业资本在供给和需求均感不足的情况下无力充当工业化的主导力量的客观现实。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始终无法解决内外*危机，并且始终把国家主权看成最大的产权，动辄将*私利凌驾于民生之上，因此，对于工业家来说，依靠政府力量来改善农业发展困境、以图有惠于工业发展的希望是极为渺茫的。除了在个人和本企业的能力所及范围内克服前述市场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 

　　总的来看，民国工业界的强农思想是以改良农业生产方式、推动政府农业决策的优化为手段、以增强农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加快农业对工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为主要目的的。其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有关论述，是对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只重视总量扩张而忽视结构调整的突破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农业生产力和农业发展的原有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对晚清以来的“工商立国”主张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及其对于农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基础地位的重新确认，使民国舆论的主要导向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从整体上开始向“后”反思一味仿西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则转而向“下”关注乡村问题，使乡村危机在民国社会视野中凸显了出来。民国时期从政府到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能够得以兴起，与工业界的呼吁和推动是不无关系的。 

　　但是，囿于行业属性和阶级归属，民国工业界为解决农业危机所做的种种探索和设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缺陷。对于农业危机发生原因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他们的认识远为肤浅。农业生产方式的长期落后和以人口问题为核心的生态压力固然是导致农业危机的因素之一，但最重要的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下畸形商品化对乡村经济的剥夺和历届政府的超经济强制。不从根本上对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进行大规模的重新洗牌，单靠生产方式的些微改善和制度领域的修修补补，不足以解决积弊甚深的乡村问题。工业界热衷于“安排”农民，希望纳广大小农于其工业化发展规划，却在视强农为己任的自我想象中，忽视了农民“安排”的重大意义，低估了胼胝小农自我发展和自我解放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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