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助进商业之繁昌，实为惠农益商裕己足国之枢纽”[3](p.161)，另一方面也强调，“无农即无工商，无农工商，即无生利之途，而国无与立。故立国之道，首在务农”[2](p.131)，反映了其对工农商三大产业互动关系、特别是农业在其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综合认识。张謇作为较早投身工业的晚清绅商，多年来始终坚持“工业立国”的主张，但其大生集团特别是大生纱厂的运营艰难，使他这一主张有所修正。张謇认为，“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鬻”[4]（卷一），后来甚至提出过“民生之业农为本”、“工次之”这样的论调[4]（卷六），荣宗敬则将“农村经济之破产”视为导致以荣氏家族为主导的民族面粉业急剧衰落的主要原因[5](p.38)。“火柴大王”刘鸿生虽然未曾明确指出农业的基础性作用，但他未曾忽略恢复农业对于拉动经济内需、扩大工业品市场的重要性，指出，只有使广大乡村摆脱金融枯竭、生产凋敞的困境，才能使全国范围内“人民购买力，逐步增进，金融状况，渐入常轨，则工商业之复兴，可以逆睹”[6](p.80)可以看出，刘鸿生是从振兴民族经济的全局出发、而对农业在经济复兴中的重要性进行定位的。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企业家已经将农业的落后与中国在国际竞争的弱势地位联系了起来，通过对西方、日本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比较，探讨各产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应占的梯次。有人认为，“欲兴实业，农、工、商三者必相提并进，始克有奏，否则无成效”；“凡己国自兴其实业，必先着手农业，次工，次商，征之各国皆然。若侵入国家，握人财权，其起点始于商业，次工，次农，征诸各邦对待我国可知”[7]。张謇之子张孝若也指出：“农为立国之本，即今重要工商业国，若英、美、法、比亦亟亟恐农事之堕落也”；“在吾国工业发轫伊始，自不可不预筹防卫农事之法，非特以农事之应保，亦以无数实业特以为给也”[8]。上述观点明确说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构成和国际竞争中的基础性地位，从国际间竞争的高度强调了振兴农业对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意义，反映了时人对于农业革新更高层次的认识。
二
以本行业的发展需要作为参照物探讨农业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式，甚至依托本行业复兴农村经济，是民国时期工业资本家强农思想的第二个特点。
晚清末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所出现的两次实业创办高潮，实际上正是以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强国相继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对华经济侵略加剧为背景的。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以及这种优势造成的“工业西方，农业中国”的国际分工，都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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