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谈到的相关制度性因素主要是指渗透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财政、税收等一系列政府决策性因素的总和。作为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双重属性的特殊生产部门，农业发展状况除依赖于自然条件之外，还直接受制于政府决策等制度性因素的性质和效率。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夹缝中艰难成长起来的工业资本家，对此体察尤为深刻。在1920年代农业恐慌刚刚开始之初，改善农业发展的制度供给就已经成了当时工业界舆论的主题之一。 

　　应该指出，并不是只有工业界对农业恐慌有所关注。国民中央政府、地方实力派、高等院校和宗教团体等都曾参与过乡村建设。与之相比，工业资本家更关心农业恐慌及其所导致的工业困难局面背后的政府责任，并敦促政府在改善这一状况的过程中发挥主导和核心作用。陈光甫指出：“我国自古号称为重农国家，然其政策大都消极而不积极”。他认为，政府应从生产上扶助农民，改良生产，尤其要兴办水利事业。并强调，“欲兴水利，必先谋统制管理。现代的失败，在于事权不一，财力分散，人力不集中，计划根本不能解决，此乃以后谈水利的人所极应该注意的”[14]。这种统制管理思想在当时其他企业家的强农方案中也有所反映。张嘉àｏ＠①即建议“设立粮食棉花管理委员会，由中央地方省政府，及商家厂家会同组织之”，负责决定产额分配、税率和价格水平以及农产品进出口管理等重大事项[1]（卷五）。如果结合工业资本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的审慎态度来看，他们上述提法的着眼点与其说是对经济统制政策的肯定，倒不如说是他们更支持农业领域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以便缓和因农业恐慌而导致的工业困难局面。 

　　在具体的政府行为中，最受企业家指摘的，首推国民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制度。张嘉àｏ＠①指出，“农村经济的破坏”及“生产资金之枯竭”的原因，都在于“财政的不良”与“不顾人民之购买力”的重税政策[10](p.584)。荣氏兄弟、简英甫、劳敬修和王晓籁等谈及税制弊端时，则主要着眼于工业用农产品“自产地入厂，层层捐输，种种亏蚀”给企业带来的成本重负。以牙税在棉花运销过程中的剥夺为例。在棉花从农户到厂家的流通环节中，牙税征收次数可达4-5次之多，致使“值百元之棉花，须纳二、三十元之牙税”[10](p.584)。如果加上厘金和各种各样的摊款和田赋预征，这种以控制和聚敛为主要特征的民国税制所带给工业资本的成本之大可想而知。简英甫在1930年出席全国工商会议时提交的《免除重复征税案》，基本表明了工业界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他指出，“今若能举原料之税彻查其实征之数，制定条例以减免之，或俟工厂成货后如数发还，外人不能援以为例，实补助国产之良策也”，要求政府规范税收征管，放弃随意搜括政策，并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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