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见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经营模式也被企业家们“就地转化”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尝试之一。公司制作为舶来之物，一直被其视为可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将其纳入现代发展轨道的有效形式。张謇在民国初年就谈到了公司制聚集社会资本、通过资本社会化实现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的作用，并提倡“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甚至身体力行“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俾垦与牧”[4]（卷二），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荣德生以及无锡丝业巨子薛寿萱等也都有过类似作为。穆藕初不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还极力倡导在中国实行美国农场的管理模式，曾专门撰文介绍其经营规则、人事管理和财务制度等。他认为，美国农场那种以生产农产品为主、同时附设轧花、纺织、榨油、制皂等加工企业的农工商一体化的产业配套管理，才是“吾国人所最宜注意者”[2]。 

　　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被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和灾荒抛出正常社会秩序的大批乡村游民，成了农业经济复苏和社会秩序好转的巨大障碍。依托工业化发展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汲汲求利的同时兼顾乡村公益，是民国时期许多企业家参与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总体来看，几乎所有的棉纺织企业都极力在产棉区就地设厂，其原因不仅是出于节省原料运销成本的需要，同时也是其利用便宜劳动力、转化过剩人口意图的体现。张謇设立大生纱厂乃至创办垦牧公司，其主观用意都有这方面的考虑[18]。陈蝶仙在谈到推广农业机械化时，特别提及应兼顾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为了迁就这一方面，甚至有过在广大农村人口暂时无法转移的阶段、“不可用机器打倒人工，转使有业者，变为无业”这样的矛盾想法[15](p.153)。荣德生早年与同乡在杭州西湖用餐时，见“群丐环侍争赏，一时不胜感喟。谓群丐皆壮年失业，即无锡城外诸酒家亦有此现象，遂群议回沪设厂，广招劳工，庶几消弥失业有补”[19](p.231)。他后来拟订的《大农计划》从更深的层次提到了东南诸省的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认为可在坚持农业生产的同时，“以工为辅，制造一切应用什物，以及衣、食、住、行必需品之机械，供应边区”[13](p.218)。 

　　　　三 

　　近代工业资本所面临的另一个阻碍农业产业化的症结，是与农业发展相关的制度性因素的恶劣。倚重于政府来推动制度或政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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