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注: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注: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注:[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注: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yòu@①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注:[日]村松yòu@①次:《近代江南の租栈——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租栈の研究译注—》,汲古书院1977年。)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注:[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の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につぃて—》,《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注:[日]川胜守:《长江デルタにぉけ镇市の发达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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