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黄仁宇先生已注意到「经济、法律、文化」三者互动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但严格来说，他未能进一步呈显三者间的复杂互动。他以如下的描述来呈显资本主义或是现代化社会：「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可说是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与界定。若借用Charles Taylor区分的两类「现代性」理论做说明，黄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对现代化社会所做的描述与解释，的确很接近那类「少文化的」（acultural）现代性理论：将现代性的发生，视为是「不带文化因素影响而纯任理性或社会性的操作」（a rational or social operation which is cultural-neutral）；而现代性的传布，则是「任何或每一个文化都可以完成的一组社会转型」（a set of transformations which any and every culture can go through）。Taylor将其与另一类「文化性的」（a cultural）现代性理论相对比，这类理论将近代西方社会的出现，主要视为是一种「新文化」的兴起，背后涉及诸种「人观」（personhood）、「自然观」（nature）、「社会观」（society）、「时间观」（time）、「优劣观」（goods and bads）、「善恶观」（virtues and vices）等等属于近代西方自身的特殊认知方式（own specific understandings）。 [56]尽管黄仁宇先生也将「数目字管理」国家的出现设定在十七世纪末的英国，也谈及私有产权神圣性观念如何在英国特殊时空条件中扩散，然而，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说明其实相当有限；同时，他经常列举「官员应付科举考试、阅读《四书》」等因素论证「传统道德」对明代经济、法律条件的影响，更是严重简化了明代影响经济、法律发展的「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只要有心改革，勇敢地抛弃「传统道德」，则包含中国在内的其它「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也可以顺利转型为「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就和十七世纪末英国所完成的「现代性」社会改造一样。因此，黄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背后所抱持的「现代性」理念，应是接近Taylor所分类的「少文化的」（acultural）现代性理论。

       Taylor指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