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有以下重大缺点：既扭曲了近代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也轻估了现代性在传播过程中受限各地不同既有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他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可能性。忽略了西方「现代性」其实也部份植基于「原本的道德框架」（original moral outlook）。以十七世纪以后近代科学发展而论，的确具有改进技术与增加效率的层面，但是，时人所谓的「将事实（fact）自价值（value）中区分出来」，却和当代人从事物理学研究希望发现「科学真理」的心态不可等同而论。表面上是要解决现实的技术问题，但背后动机却可能是宗教道德性的理由。 [57]同样的道理，视个人为原子式存在的观念，也同样嵌植在近代西方的特殊认知方式中，所谓的「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的零件」一语，其实不能自当时西方「人观、社会观」等成套成组认知观念（a constellation of understandings）抽离出来。当西方技术传到东方时，所谓的「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的零件」，或是「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等「现代性」特征，又会与不同东方国家既有文化观念相互结合与创新？这些都是Taylor所说「少文化的」现代性理论不能妥善交待的重要发展。
不仅「文化观念」可以如此重要地影响「现代性」历史与理论的建构，「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 [58]又岂是可以轻易放过！无论如何，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与阅读明代财政史和英国资本主义史方面，已花费众多努力与心血，他的明代财政史研究，确能由小观大、独具创见；他对英国、荷兰、威尼斯近代经济史的介绍，也为中文读者提示及消化了众多重要西方史学成果，这些都会是中文读者的重要资产。特别是黄先生揭示的「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要素，我个人觉得其在分析明清经济史上确有洞见、极富潜力，如何努力将这三者关系予以细致化、动态化？应仍是值得继续发展的学术事业。
征引书目：
《大明律笺释》，（明）王肯堂着，影印康熙三十年（1691）刊本，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辑25册。
《大义觉迷录》，（清）清世宗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日录杂说》，（清）魏禧着，收入张潮辑《昭代丛书》，清康熙年间刊本，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刑案汇览》，（清）祝庆祺编次、（清）鲍书芸参定，影印道光14年（1834）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西江视臬纪事》，（清）凌燽，影印乾隆8年（1743）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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