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成果虽反映出当时立题的“被动性”的一面，但是它们所描述出的明清经济的巨大增长，已足够有力地驳斥了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说法，并从诸多方面生动地显现出前人所做的种种出色努力。珀金斯更把上述诸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论证了各个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份量和所到的不同作用。

    上述研究不是没有弱点的，这特别表现在对于耕地数字的认识和利用方面。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以上诸因素的相乘结果，并不足以解释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的经济增长。土地的大幅度开垦即“全域性的开发”，肯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在明清时代，耕地的增加只有一倍多些（依据上述统计数字），其他因素的作用也都有限，它们并不能与整个人口暨经济的增长相抵。在这方面，长期以来为人们疏漏的一个因素，就是追求经济收益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和由此所带来的省际经济交流的开展即比较优势的初步实现。

    为此，我们应从一个具体的经济部门入手，考察它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特定作用。这是与所谓“被动性”研究不同的一个视角，它也不把粮食的增产当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具体而言，在明清时代起到这种带动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棉业的星期。相对而言，棉业在中国是一个新起的行业。宋代以前，棉花最多只存在于某些偏远地区，与中国农业整体及经济结构没有什么关联。宋、元之间，棉花传入内地省份，到明代几乎已遍及各省。早期棉花的传布是广泛而散漫的，但由于与需求与生产两方面的某些特点，棉作既不适宜也不需要占用像粮食那样多样的而大量的地亩，于是开始逐渐向其优势地区转移。到明代后期，今日三大优势棉区（华东、华北、华中）的雏形已经出现，说明这一过程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棉花终于成为仅次于粮食的一个大而集中的种植项目。到清代，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下，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耕地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在这中间，正是粮食和棉花构成了最大的一对可替换项目。这加快了棉作向优势产区转移、集中的过程。于是，棉花棉布的集中产区（如江苏等地），就能以所产棉制品与粮食的优势产区（如长江中上游省份），进行跨省区的互相交换。这种省际交流不仅发生在长江流域，也发生在珠江流域（通过长江和珠江水系），以及华北与华南之间（通过运河和近海航运）。虽然主要交流物品在各种场合不尽相同，但从全国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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