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承认明清中国经济是一个“成功的发展”，那么，就应进一步承认传统中国经济中许多制度的功能作用。例如∶私有土地制度、租佃制度、小农的家庭经营、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某种自由，以及商品性经营和市场制度等等。这些在20世纪都被斥为“封建”、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东西，而一律遭到批判和摈弃。但是，正是这些制度，与其他诸种条件包括现代技术如化肥的应用等相互配合，造就了当代中国农业的巨大飞跃。在所有这些方面，当代的观察可能有助于我们返观和进一步认识历史。

    另一方面，中国早期历史研究的成果也对明清史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一种观点认为，宋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的顶峰时期，其后则因人口日增而趋于衰落。在明清史里成为重要推动力量的人口作用，在这里被形容为一种纯粹消极的不利因素。问题可能也存在于理论方面，即用人口对于机器发明的制约作用来解释新技术或新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究竟是否正确？现代经济学说把它归结为“产权”问题，实际上已对前者提出质疑。但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是持单一的解释，还是应把诸方面原因予以综括，才可能得出较好的解说？……所有这些，也许都应予进一步的考虑。

    无疑问的，明清时期的经济历史还给我们遗留下许多问题。例如，很久以来中国传统经济即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应如何定义这种经济形式和解释农民的有关经营行为？维系着省际经济交流的传统商业组织，虽与“现代商人”相去甚远，又应予以怎样的评价？……这些有关中国经济运营传统和制度传统的问题，也都需要进一步求得解答。但无论对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怎样的批评，它们已在中国经济史上绘出了灿烂的一页，剩下的问题，必将是也只能是交由后人去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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