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三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工业产品需要。特别是，在清代江南出现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以工业所得为主要收入方式的“传统工业区”。这里不但农民的最后收入表现为工业产值（如出售纺织品所得）；即分别计算，其工业收入也远远大于农业部分（如比较纺织加工所得与其原料棉花的价格）。因此工业在这里已不是所谓“副业”，而是主业；其经济重心也不在农业，而在传统工业。其收入之高，使得在这类地区出现了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类型。在清代，这样的地区虽然只有一个，但它却战时了经济发展的又一个现实可行的途径，即发展“乡村工业”。
清代国民经济的上述发展，可能表明中国在清代已超出基本食用品的生产阶段，而跨入更高的经济阶梯，即全面发展经济，和亟亟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看来，中国的“工业化”要求，便不是19世纪中业以后方由外国传入，更不是20世纪晚近才有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本身历史发展的切实需要，是至迟在18世纪便已经出现的。
在数千年历史里，中国持续地维持了其经济的不断发展。至18、19世纪之交，更以占世界十几分之一的有限耕地，养育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经验理应具有世界性和超时代的价值。从明清时期看来，其成功乃不在土地的增垦和粮产的增加，而主要在于生产的高层次发展，以及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发挥等等。这也是明清以还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其后的几度顿挫，都不可能长久地使其逆转。
这些事例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长期停滞”、或“净走错路”。事实表明，清代以前中国人口从未达到2亿，到清代才增加到4亿以上；耕地方面也有几近一半的“余地”是在清代方得以开辟的；各种高水平技术的推广和新经济格局的奠定，在以前也从未能够；在全域性开发和高水平发展的同时，经济达到或接近于一种以工业制成品和非生活必需品为先导的高梯次，……这些均显示出，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有条理的、有次序、有步骤、由低向高的合理的过程。这一发展直至19世纪中业或清朝结束，也并没有“走到尽头”。各方面的史料表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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