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农业向工业文明转化的问题上，人们对历史演进的方式和道路想像得也许过分简单了；在历史上，它可能并不是由“萌芽”逐步成长，由量变引出质变。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也没有一位早被注定了要做“上帝的选民”，各个文明也都有一定的机会和可能性；这中间的区别，可能只有难易的不同。在这里谁更具有优势呢?已发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工业文明的产生并不是通过那些经济最为发展，通常来看水平最高的文明来实现，而是经过具有“进化潜势”的变异，由另外的看来是当时较落后的文明实现的。”[220] 这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事例。不过，就那些成功的例证来看，它们“一般都极困难，改革的时候也都旷日持久，我们轻率地以为它容易”，是一个误解。[221] 因此，任何绝对化的结论，在这里恐怕都是不妥当的。
工业文明的产生，又经历史证明，只是由一个国家带头，从一点出现，然后传遍全球。这与农业文明的产生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体系一经形成，继起的国家则都处于一种“追随”或“学习”的地位，对于世界上那１００多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再谈独立发生的问题也就丧失了实际意义。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它也并没有提供理由把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历史一笔抹杀。相反，不但工业革命借助了多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已有多个国家和多种文明实现了工业化，显现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还有许多国家正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在这里，一两个世纪或几十年的时间，用历史的尺度去衡量，都不过是一个“瞬间”。
因此，无论是对历史上的经济发展还是人口问题，都不应因当代或眼下的若干问题，就连带把历史都看错了。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在传统经济发展与现代经济成长间不管有着怎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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