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内帑”给盐商以获取高额“帑息”以及盐商的报效与捐纳是内务府的又一项主要经费来源。清前期，盐课乃国家财政收入中仅次于地丁之大宗，内务府为分一杯羹，便发放部分“内帑”给两淮、长芦等地盐商，以获取后者偿还的高利“帑息”。该项帑银在一定时段内解决了盐商资金周转的困难，保障了食盐专卖制度的延续。但由于帑项利息较高，几同高利贷剥削，许多盐商因此债台高筑，被迫破产。此外，生意较繁之盐商除了包缴盐课外，还要在各种特殊情况下向高高在上的皇帝表示效忠，其手段多为“报效”和“捐输”银两。乾隆二十年（1755），因朝廷平灭准噶尔、伊犁叛乱，两淮盐商捐银100万两以备凯旋赏赐之用[5]。嘉庆十四年（1809），该盐商等又报效万寿圣节皇室赏赐银两计200万两[6]。盐商报效皇室固然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但这种行为严重削弱了其缴纳盐课的能力，以致频年欠解应交税银，使国家财政收入难以达到应有规模。

承平之时，内务府收入来源稳定，也就不再随意向户部伸手需索，户部得以从容处理国家的各项开支，且能按年拨给内务府经费银60万两。迨出现战争、灾荒等非常情况，二者又可通过相互的财政援助度过难关。咸丰之前，除了户部拨解内府的60万两常年经费外，在出现非常支出时，表现更多的则是内务府拨款支持户部。自康熙年间起，内帑银两存储逐渐增多，乾隆时维持在200万两左右，其余六、七百万两均拨给户部应用[7]。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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