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年（1781）高宗上谕有云：“以内帑论，乾隆初年内务府尚有奏拨部银备用之事，今则裁减浮费，厘剔积弊，不但无须奏拨，且每岁将内务府库银拨归户部者动以百万计。”[8]至嘉庆十九年（1814），内库存银已达1240万两。及至道光末年，此项存储仍有800余万两[9]。在此情况下，内务府便将每年支发所余另款封存，或直接拨给户部，或由户部奏拨外省应用。道光以至咸丰初年，“户部用部库之钱粮，内务府动内府之进款，时有特沛恩旨，颁发内帑，以为赈济、河工、军饷之需，从无内务府向户部拨借银两之事”[10]。道光一朝，宣宗“制节谨度，三十年如一日，即一服一物之细，时时以黜华戒侈为主”[11]；此间内务府库存“前后拨出外库者，凡一千数百万”[12]。正如户部所赞称：“前代每竭左藏以供内储，此则发内储以供国用，求之历史，盖所罕觏。”[13]
由此可见，直至道光以前，内务府的各项收入来源得到制度上与实践中的保障，从而能够游刃有余地支应皇室开支，无须依赖国家库储。这就使户部拥有足够精力应付国家常例支出与非常支款，部库与内库一般均能保持大致的收支平衡。换言之，此间户部与内务府基本实现了各司其职，独立运作的良性循环状态。
二
晚清以降，尤其是咸丰军兴之后，清政府内而平靖各地起义，大兴洋务事业，外而抵御侵略，赔款偿债，预算外支出日增，支出规模急速扩张。相对稳定的收入难以承受突然来临的巨额支出，度支窘迫、入不敷出的局面日甚一日。咸丰三年（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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