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中华文明始终没有中断持续发展。但由于传统理论虽然重视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协调，但相对忽视了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环境生产之间的协调，人口的增长没有节制，而精耕细作农业又恰恰提供了人口得以大量增长的物质条件；同时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往往突破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程度，封建地主制下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体制也不可能从总体上实现农林牧各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样，生态环境的破坏就逐步发生了。大体上说，唐宋时代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已趋恶化，突出表现为森林的破坏和河患的频繁，这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方水田的开发和相应的水利系统的修建，在相当时期内不是破坏了而是优化了生态环境。唐宋时期南方的生态环境虽有局部恶化，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明清时期，由于人口激增，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出现了强争性、盲目性和粗放性的农业开发，导致了南北各地森林破坏、水土流失、湖泊堙塞，野生动植物资源锐减、灾害频仍等等问题的发生，生态环境的恶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根蟠认为：清代经济总量比前代有较大的增长，土地生产率达到传统时代的最高峰，依靠传统农业自身力量养活了急剧增长的庞大人口，市场机制的作用有进一步的发挥，导致某种地区分工和商品经济超越前代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生产部门出现并缓慢发展，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清代的经济的确是向前发展的，也说明中国的传统农业具有很强的适应力和潜能。但清代经济的发展又遇到很大的制约：畜力不足，农具没有改进，精耕细作农业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滑行，劳动生产率停滞以至下降；传统农牧关系内在矛盾的发展导致农牧比例畸重畸轻局面的出现，人口压力下不合理的过度的土地垦辟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传统农学虽然仍在发展，但比起同时代的西欧，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手段上均无新的突破，等等。这些制约是带有根本性的，它使得清代经济的发展的速度和势头不但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欧，而且逊于先前的战国秦汉和唐宋时代。清代的经济是发展与制约并存。不承认清代经济的发展是说不过去的，夸大清代经济发展的程度也是不妥当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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