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现代农民学有三大传统，形式主义的农民学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小农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反之，以被剥削而（在适当历史条件下会）追求解放的小农为前提；而实体主义则以追求满足消费需要，亦即生存需要的小农为前提。如果从农民实践出发，并以之为准绳，则小农很明显地同时具有这三种理论所分别投射在他们身上的不同特征，它们分别占的比重因各阶层的小农而异，也因历史时期、历史环境而异。现存的三大理论中的任何一种显然都不能涵盖小农实践的全面。如果我们的研究从实践出发，就不应坚持以一种理论压倒另一种理论，也不会因此长期陷于无谓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于（从西方理论看来是）悖论现象，注意到上述三种特征怎样并存，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隔离，而不会去坚持把片面的真实当作唯一和全面的真实。

理论界一个常用的手段是通过抽象化和理念化的理想模型（ideal－types）的建构来显示一个整合了的系统的内在联系与逻辑。而中国自近代以来却正是长时期混合不同类型的社会，无论是在帝国主义入侵后的清代，还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还是中国*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还是改革中的中国。不是结构性的理想模型分析可以涵盖的。

正是这样一个多种社会类型并存的社会迫使我们抛弃简单的理念化了的类型分析和结构分析，而着眼于混合体中的历史演变过程本身。“转型”一词，用于中国，不应理解为目的先导的从一个类型转成另一个类型，从封建主义转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转到资本主义，而应认作是一种持久的并存以及产生新颖现象的混合。正因为现有单一类型理论的不足，我们需要从混合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来创建新的理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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