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钱庄在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转入为它们服务的轨道时，票号却走上结纳权贵为封建政府服务的道路。在它的汇兑业务中，京饷、协饷等官款的汇解，占据重要的地位。它虽然参与通商口岸和内地之间的商业汇兑，但一般不和外国洋行发生直接的金融联系。同样，中国封建社会中专营经纪的牙行，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一部分遭到淘汰，一部分则适应外国入侵者掠夺原料、推销成品的需要，作为中间媒介，成为压榨小生产者、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工具。六十年代通商口岸一些华商栈号用来与外国洋行打交道的掮客，实际上他们原来就是经营牙行的(North China Dai1y News.1867年3月23日，页2727。（以下简称Daily News.）)。
在说明这种分野的问题上，中国的大豆转运贸易和大豆的加工生产，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
我国东北主要农产品之一的大豆，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从两方面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注意：一是大豆的沿海转运贸易，一是大豆的加工生产。
被称为豆石的大豆沿海转运贸易，是中国传统的沿海转运贸易的大宗，也是数以万计的中国帆船业者和运输工人赖以为生的传统行业。当六十年代初期外国轮船侵入豆石转运贸易之时，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原有的豆石贸易的参加者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进行抵制的大量事实。上海从事豆石转运贸易的沙船业者首先起来反对，甚至要求禁止华商雇用外国轮船运销豆石，以求沙船利益的保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一九三○年版，卷三十二，第二○——二一页，Wright，页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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