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和清政府固顽派的仇外。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不能认识到他们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正是封建主义制度。鸦片战争后，资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天朝上国屡屡割地赔款，无疑使农民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农民阶级很自然地把自身的悲惨遭遇归于外来侵略，得出洋人“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的感性认识，　而没有看到清王朝的腐朽卖国。他们天真地认为，赶跑了洋人，祸根也就除掉，所以他们提出了“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而护村坊”的口号。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群众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于清政府，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时表现出了笼统的排外倾向。

　　正是这种笼统的排外倾向，使得清廷顽固派大加赞赏，“朝廷赤子”、“义民可恃”的舆论一时遍布朝廷内外。宫廷内部权力之争，使顽固派仇外情绪日益高涨。他们本能地感到义和团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接过“仇教灭教”的口号，站到义和团一边来了。刚毅在招抚团众时，就大言不惭地声称“洋人为中国之害，孰不知其难容！”(《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40页。)而幼稚的拳民在听了何乃莹“尔等皆义民，……异日朝廷征服东西洋，必用汝为先驱”的鬼话后，“皆抚掌大笑而散”。(《义和团》（二），485页。)显而易见，尽管各自仇外的动机、性质截然相异，却暂时结合起来了。

　　其次是共有的仇恨洋务的情绪。义和团众不了解他们受苦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和外来侵略，而不在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加之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同列强的船舰大炮一起输入中国的，农民阶级便把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发泄在洋务及有关洋务的人和设施之上。义和团“痛恨洋物”，“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则处极刑”，“自洋人教士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等差，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他们要想杀掉的“一龙”即光绪皇帝，“二虎”即庆亲王奕□和李鸿章，也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头目，而是由于他们兴办了洋务、与外国人往还较多。

　　顽固派对于西方文明，有乐于享受的一面，也有痛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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